《问说》
刘开
君子之学必好问。问与学，相辅而行者也。非学无以致疑，非问无以广识；好学而不勤问，非真能好学者也。理明矣，而或不达于事；识其大矣，而或不知其细，舍问，其奚决焉？君子学习一定喜爱提问。学习和提问，是相辅相成地进行的。不学习就无法提出疑问，不提问就无法增长知识；喜爱学习却不勤于提问，并不是真正懂得学习的人。道理明白了，但有时不能用于实际；知道大的原则，但可能不了解具体细节。除了提问，还有什么能解决这些问题呢？
贤于己者，问焉以破其疑，所谓“就有道而正”也。不如己者，问焉以求一得，所谓“以能问于不能，以多问于寡”也。等于己者，问焉以资切磋，所谓交相问难，审问而明辨之也。《书》不云乎？“好问则裕。”孟子论：“求放心”，而并称曰“学问之道”，学即继以问也。子思言“尊德性”，而归于“道问学”，问且先于学也。对于比自己贤能的人，向他们请教来破除自己的疑惑，这就是孔子所说的“到有学行的人那里去判定是非”。对于不如自己的人，向他们请教来求得一点自己的收获，这就是曾子所说的“有才能的向没有才能的人请教，知识多的向知识少的人请教”。对于和自己水平相当的人，向他们请教来借共同研讨，这就是《中庸》所说的互相诘问、详细考察并明确分辨其中的道理。《尚书》中不是说过吗？“喜爱提问，知识就会丰富。”孟子论述“找回自己放纵散漫的心”时，同时提出了“学问之道”，在“学”之后紧接着就强调“问”。子思谈论“尊崇天赋的德性”时，最终归结到“通过勤学好问来达到（崇高的道德境界）”，“问”的地位甚至在“学”的前面啊。
古之人虚中乐善，不择事而问焉，不择人而问焉，取其有益于身而已。是故狂夫之言，圣人择之，刍荛之微，先民询之，舜以天子而询于匹夫，以大知而察及迩言，非苟为谦，诚取善之弘也。三代而下，有学而无问，朋友之交，至于劝善规过足矣，其以义理相咨访，孜孜焉唯进修是急，未之多见也，况流俗乎？古代的人虚心采纳善言，不挑事情而广泛求问，不挑人选而虚心请教，只求能对自己有所裨益罢了。因此，即使是狂悖之人的言论，圣人也会甄别采纳；即便是卑微的樵夫，古圣先王也会去征询他们的意见。舜以天子之尊，却向平民百姓请教；以他的大智慧，却去体察那些浅近的言论。这并非只是故作谦虚的姿态，实在是真心实意为了广泛地吸取善言以完善自我。到了夏、商、周三代以后，世上就只有单纯的学习而没有真正的请教了。朋友之间的交往，能够做到劝勉行善、规诫过失就足够了。至于那种在义理道德上相互请教探讨，勤勉不倦地只把进德修业当作当务之急的风气，已经不多见了，更何况那些世俗之人呢？
是己而非人，俗之同病。学有未达，强以为知；理有未安，妄以臆度。如是，则终身几无可问之事。贤于己者，忌之而不愿问焉；不如己者，轻之而不屑问焉；等于己者，狎之而不甘问焉，如是，则天下几无可问之人。人不足服矣，事无可疑矣，此唯师心自用耳。夫自用，其小者也；自知其陋而谨护其失，宁使学终不进，不欲虚以下人，此为害于心术者大，而蹈之者常十之八九。
认为自己正确而别人错误，这是世人共同的毛病。学问尚未通达，却偏要强充已经明白；对道理的理解还不稳妥，就胡乱地凭主观猜测。像这样的话，那么一生当中，几乎就没有什么值得去请教的事情了。对比自己贤能的人，出于嫉妒而不愿意去请教；对比不上自己的人，出于轻视而不屑于去请教；对和自己水平相当的人，由于态度随便而不甘心去请教。像这样的话，那么普天之下，几乎就没有什么可以请教的人了。（在他们看来，）没有谁值得佩服，也没有什么事真正值得存疑。这只不过是一种自以为是、固执己见（的心态）罢了。自以为是，这还只是小毛病；（更严重的是，）明明知道自己浅陋，却严密地掩饰自己的过错，宁愿让学问最终得不到进步，也不愿意虚心向别人请教。这种（心态）对于个人思想品德的危害是极大的，而现实中犯这种毛病的人，十个人里头常常有八九个。
不然，则所问非所学焉：询天下之异文鄙事以快言论；甚且心之所已明者，问之人以试其能，事之至难解者，问之人以穷其短。而非是者，虽有切于身心性命之事，可以收取善之益，求一屈己焉而不可得也。嗟乎！学之所以不能几于古者，非此之由乎？还有一种更糟的情况：有些人问的问题完全与自己所学无关，专门打听世上那些奇谈怪论、庸俗琐事，只是为了发表议论来图一时痛快；甚至对自己心里已经明白的问题，故意拿去询问别人，来试探对方的才能；或者拿极其艰深难解的事情，去诘问别人，非要逼对方露出短处不可。（他们）如果不是这样（为了炫耀或刁难），那么即使有那些与自身修养、人生根本密切相关的事情，可以通过请教别人而获得教益，（他们也）绝不肯稍微放低姿态（去请教）啊。唉！如今的学问之所以远远比不上古代，不正是这个原因造成的吗？
且夫不好问者，由心不能虚也；心之不虚，由好学之不诚也。亦非不潜心专力之故，其学非古人之学，其好亦非古人之好也，不能问宜也。更何况，那些不善于提问的人，根源在于内心不能保持谦虚；而内心不谦虚，又是因为他们对学问的喜好并非发自真心。他们这样，也并不是因为不专心致志、不下功夫钻研，而是因为他们所学习的
知识本身就不是古人所追求的那种学问，他们的那种喜好也并非古人所拥有的那种对真理的真诚喜好。（既然如此，）他们不善于提问，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。
智者千虑，必有一失。圣人所不知，未必不为愚人之所知也；愚人之所能，未必非圣人之所不能也。理无专在，而学无止境也，然则问可少耶？《周礼》，外朝以询万民，国之政事尚问及庶人，是故贵可以问贱，贤可以问不肖，而老可以问幼，唯道之所成而已矣。聪明的人即使经过上千次周密的思考，也必定会有偶尔的失误。圣人所不了解的事物，未必不被愚笨的人所知晓；愚笨的人所能做到的，未必不是圣人所不能做到的。真理不会专门掌握在某人手中，而学问又是没有尽头的，既然这样，那么请教提问难道可以缺少吗？《周礼》中记载，朝廷设外朝机构来征询天下百姓的意见，国家的政事尚且要询问到平民百姓。因此，地位高的人可以向地位低的人请教，贤德的人可以向不贤的人请教，年长的人也可以向年幼的人请教，这一切只以在学问德行上有所成就为宗旨罢了。
孔文子不耻下问，夫子贤之。古人以问为美德，而并不见其有可耻也，后之君子反争以问为耻，然则古人所深耻者，后世且行之而不以为耻者多矣，悲夫！孔文子不以向地位、学识不如自己的人请教为耻辱，孔子认为他非常贤德。古人把勤于请教当作一种美德，并且并不觉得这有什么可耻的。后来的所谓君子们，反而争相把提问请教当作是耻辱的事。这样看来，那么古人认为非常可耻的事，后代的人却做着这些事而不觉得羞耻的情况，实在太多了啊，可悲啊！
作者简介
刘开（1784—1824）字明东，又字方来，号孟涂，清代桐城人，散文家。 刘开出生数月丧父，母吴氏日耕夜织，尽心抚育。少时牧牛常依塾窗外，傍听塾师讲课，天长日久，习以为常，塾师颇为爱怜，留馆就读。刘开如饥似渴，遍读诗文。十四岁，以文章拜会姚鼐，姚鼐看后高兴地说：“此子他日当以古文名家，望溪、海峰之坠绪赖以复振，吾乡幸也。”遂收为弟子，授以诗文之法。刘开融会贯通，尽得师传，与同乡方东树、上元管同、歙县梅曾亮并称“姚门四大弟子”。道光元年(1821)，受聘赴亳州修志，患暴疾而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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